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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死刑之争:日本的人类尊严与正义
【东京INPS Japan=浅霧勝浩 】
9月5日,一场从人类尊严视角审视日本死刑制度的研讨会在东京四谷圣依纳爵教堂的约瑟夫大厅举行。
本次研讨会以“重新思考死刑:以人类尊严为视角”为主题,由“思考死刑问题的宗教领袖与学者协会”主办,并由“死亡与生命研究及社会共生研究所”协办。 |JAPANESE|ENGLISH|ARABIC|
研讨会得到八个组织的支持,分别是:耶稣会社会中心、现代世界宗教会议(CORMOS)、日本佛教联合会、国际宗教研究所、上智大学悲伤关怀研究所、世界和平宗教会议(WCRP)日本委员会、创价学会和平委员会,以及参与型佛教研究所。
与会者包括法律学者、记者、遇难者家属、前监狱工作人员、年轻参与者以及宗教人士。他们从各自不同的经历和视角出发,探讨日本的死刑制度。
宗教学者岛薗进强调,研讨会的目的并不是决定是否应该废除死刑,而是倾听与学习。
讨论的问题超越了惩罚本身:如何支持受害者、如何防止冤假错案和暴力,以及如何让相关机构对涉及生死的决定承担责任。
从国际范围来看,情况复杂而不一。国际特赦组织报告称,截至2025年底,已有145个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然而,2025年有记录的处决人数上升至至少2,707人,其中不包括中国、朝鲜和越南未经核实的数字。
日本法务省则以民意和严重犯罪为理由,为保留死刑辩护。但公众支持与依据人权原则对死刑进行正当化,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不可逆惩罚之前的保障措施
刑法学者井田良质疑,日本是否充分审视了现行制度的法律和宪法基础。他特别指出,被判死刑者可能在死囚牢房中度过数十年,却直到执行当天才被告知自己即将被处决。
他还区分了冤假错案与量刑错误:即使犯罪事实和有罪成立,也可能因为没有充分考虑减轻处罚的情节,而被判处死刑,而不是无期徒刑。
他同时表示,在他看来,绞刑属于日本宪法所禁止的残酷刑罚。
“立即废除死刑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他说。
他认为,加强保障措施、重新审视执行方式,以及暂时停止执行死刑,都是可能采取的步骤。井田认为,受害者要求惩罚本身不能成为判处死刑的理由,但同时承认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悲痛与愤怒。
对于死刑是否具有威慑作用,也需要保持同样谨慎的态度。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2012年的一项评估发现,其所审查的研究无法确定死刑究竟会增加、降低还是对杀人率没有影响。这并不意味着已经证明死刑没有任何影响。
尽管如此,井田仍呼吁认真对待公众的恐惧。改革应当着眼于有组织犯罪和再犯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用一种刑罚取代另一种刑罚。
执行死刑的人性代价
非虚构作家堀川惠子讲述了自己近二十年来对这一制度的调查。她的报道对“受害者家属拥有一致立场”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有些家属欢迎死刑判决;另一些人则希望罪犯活下来,并面对自己犯下的罪行。
她还回忆起曾采访一名前司法研究官员。该官员参与准备了最高法院有关“永山标准”的判决。“永山标准”规定了法院在死刑与无期徒刑之间作出选择时应考虑的因素。这名官员反对将这些因素机械地视为判处死刑的公式。
堀川的著作《教诲师》(《The Prison Chaplain》)讲述了一位陪伴死刑犯的佛教僧侣。她回忆起这位僧侣曾说:
“从来没有人因为一次处决而获得幸福。”
这只是他个人的观察,并不是对所有遇难者家属经历的评判。然而,这句话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刑罚的执行结束,并不意味着围绕一桩犯罪产生的痛苦也随之结束。
堀川呼吁暂停执行死刑,并公开审视受害者援助、监狱工作人员承受的心理压力、相关成本,以及绞刑本身的问题。
一位失去亲人的姐姐尚未得到的答案
伸子(Nobuko)的弟弟是一家精神科诊所的负责人。2021年,他在大阪北新地地区的一起纵火袭击事件中遇难。此后,她开始与在押囚犯以及刑满释放人员见面,以了解矫正与重新融入社会的过程,并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我希望防止再次犯罪,也不希望再有人经历这样的悲痛。”她说。
她拒绝被归入支持或反对死刑的任何一方。有些遇难者家属希望执行死刑;另一些人希望罪犯活着并面对自己的罪行;还有一些人甚至无法承受再次思考这起案件。
“我认为,每一种选择都是那个人所承受的悲痛的一种表达。”她说。
伸子承认,罪犯同样拥有基本人权。“承认罪犯的人权,并不等于否定受害者的人权。”
但那些被杀害的人所失去的权利,以及留在世上的家属的需要,又由谁来回应?对受害者的支持不应取决于其家属是否支持死刑。
联合国1985年关于犯罪受害者司法待遇的宣言涵盖了获得司法救济、公平待遇、赔偿、补偿和援助等权利。惩罚本身并不是完整的回应。
伸子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社会能够防止人们成为最终面临死刑的犯罪者?”
她与囚犯的交谈让她了解到一些关于虐待和孤立的经历。理解这些经历并不意味着为犯罪开脱。但暴力发生之后再进行惩罚,并不能替代对一个更早的问题进行审视:如果当时提供了更好的支持,这场暴力是否本来可以被预防?
她已经开始为父母们创造分享自身经历的机会。这是她个人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其他遇难者家属也应承担同样的责任。预防犯罪还需要制度性力量,而不能仅仅依赖个人的善意。
“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死刑。”她说。她表示,自己决心继续思考生命、罪责与苦难的问题。
正义必须允许纠错
前监狱工作人员坂本敏夫认为,对死刑犯与外界接触的限制,使社会很难看到他们自身发生的变化。
他还回忆起自己与袴田岩夫长期相识的经历。袴田岩夫曾在死刑判决下度过数十年,最终于2024年在重审中被宣判无罪。这起案件引发了人们对审讯方式、证据披露以及及时纠错机制的质疑。
人们对司法的信任,不仅取决于司法机关作出裁决的权威,也取决于其能否在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之前承认错误并加以纠正。
他同时对日益延长的无期徒刑提出质疑。日本法律规定,无期徒刑犯可以获得假释;真正的问题在于,在实际操作中,如何评估公共安全、受害者的关切以及罪犯是否已经表现出重新融入社会的可能性。
对于冲绳的研究生崎浜空音而言,在法国留学的经历首先使她开始质疑自己原先的观念——即死刑就是对受害者的正义。之后的国际交流又使她直接接触到那些受到错误死刑判决影响的人。
她引用冲绳的一句表达“Nuchi du takara”(命是最大的财富),将自己反对死刑的立场与反对战争联系起来。她强调,应当为年轻人创造讨论困难议题的空间,而不要求他们必须事先形成明确、固定的观点。
从对话走向问责
堀川欢迎研讨会中出现的新声音,以及与会者突破固有立场的意愿。岛薗则希望这样的对话能够继续下去。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6并没有明确要求废除死刑。但它呼吁减少暴力、保护儿童、确保平等获得司法救济、建立负责任的制度以及推动包容性的决策。
这为实际行动提供了一个框架:受害者是否能够获得持续性的支持?对存在疑点的定罪是否能够得到有效复查?监狱工作人员所承受的负担是否得到承认?预防措施是否真正减少了伤害?公民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以便判断这一制度是否合理?
即使人们在是否废除死刑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也不应妨碍对这些问题进行审视。
人能否改变?赎罪意味着什么?社会应当如何支持受害者并预防暴力?国家究竟应该拥有多大的生杀予夺之权?一场围绕这些问题的新对话,在东京的一座教堂里拉开了序幕。
本文由 INPS Japan 与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UN ECOSOC)享有咨商地位的 创价学会国际(Soka Gakkai...
Para Pemimpin Agama Memainkan Peran Penting dalam Pengurangan Risiko Bencana
Oleh Jaya Ramachandran
JENEWA (IDN) - Para wakil dari iman organisasi berbasis iman (FBO), badan PBB, LSM dan lembaga akademis telah menekankan perlunya terlibat dengan...
信仰领袖在减少灾害风险中发挥重要作用
日内瓦(IDN) =Jaya Rakmachandran】
以信仰为基调组织(FBOs)的代表,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NGO)以及相关学术机构就增强抵御灾害风险的问题达成共识。他们强调应该与当地宗教团体合作,并且积极倾听来自于弱势群体,尤其是那些受灾女性的声音。
在10月13日国际减灾日到来前夕的一场圆桌会议中,与会代表也号召应加强当地宗教团体与减少灾害风险之间的联系,通过“利用”当地宗教团体的精神资本来最大化以信仰为基调组织(FBOs)对于减少灾害风险的贡献。
圆桌会议还呼吁消除“认为灾害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这一根深蒂固的信仰,确保宗教场所随时做好应对自然灾害的准备,并且加强信仰领袖作为沟通者的作用。本次会议在位于瑞士首都日内瓦的普世教会合一运动中心举行。国际创价学会(SGI), 学习宗教与社区的共同计划(JLIF&LC),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WCC)共同协办了本次会议。“以信仰为基调组织对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架的贡献”一题成为此次会议讨论的焦点。
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架(简称:仙台框架)是一项有效期长达15年(2015-2030)基于自愿基础的非强制性协议。在2015年第三届联合国世界减少灾害风险会议(WCDRR)结束之后,仙台减灾协议得到了联合国大会的支持。仙台减灾框架旨在大幅减少灾害风险以及生命健康损失,同时减少灾害对国家或社区商业造成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资产等各方面的损失。
来自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的Denis McLean说道,基于信仰的人际网络代表着一种无价的“精神资产”。2013年12月在菲律宾塔克洛班登陆的台风造成当地6000多人死亡。Denis McLean回忆道,在这场灾难中主要是信仰机构赋予了当地人们面对灾害损失时所需要的力量。
来自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Jose Riera-Cezanne强调了信仰领袖,宗教机构以及以信仰为基调组织在救灾减灾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些组织在灾害困难时期的积极作用已获得了各人道主义团体及社区的广泛认可。
宗教人士往往能获得人们的特殊信任。他们同他人的心灵沟通并且能够改变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同时,在一些国家机构以及服务机能较弱的公共社会福利事业中这些宗教人士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教堂,清真寺和其他宗教场所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能够彼此畅谈的地方。人们能够在此共享一些对整个社区团体都有意义的信息。
Riera-Cezanne还说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开始与以信仰为基调或激励的服务性非政府组织,当地宗教团体以及宗教领袖合作。类似的合作关系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还很可能增加。
然而,怎样让这些合作组织所拥有的人力,金融资源以及宗教精神资产在所有人手中得到更好的理解及应用是这些联合国的合作伙伴面对的关键问题。
双方在协同合作中也存在着一系列的原则红线,触犯这些红线将阻碍合作进程。这些红线包括以下一些行为:敌对或排斥有着不同宗教背景信仰的成员;针对相信其它宗教信仰的个人或团体煽动暴力;以改变信仰或劝诱为前提条件为受难者提供支持;早婚,性别观念,羞辱和歧视等行为。
持续增加的中东难民在唤起人们对信仰领袖,以信仰为基调组织和当地宗教团体在难民救助中所起作用的兴趣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担忧。Riera-Cezanne补充道。
António Guterres是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同时也是即将上任的联合国秘书长。中东难民境况促使了他决定把自己在2012年难民保护问题年度对话中的话题锁定为“信仰和保护”。
普世水网络(EWN)是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WCC)旗下的一个项目,Dinesh Suna在普世水网络工作,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有关CASA的范本(CASA:教会对社会行为的辅助组织,CASA是ACT联盟和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的成员组织)。1999年一场超级旋风袭击了印度的奥里萨邦,超过10000人死于这场灾难。CASA在此次灾害中积极调动社区民众的灾害意识并且主动参与到以社区为基础的防灾减灾准备过程之中。
ACT联盟的Christophe Arnold阐述了在埃博拉病毒危机应对中信仰领袖起的作用。在此次危机中,救援工作面对的主要困难是当地群众非常不信任甚至畏惧专业医疗人员的建议,坚持一些不利于救援工作的传统宗教习俗。其中,西非的丧葬习俗成为了埃博拉病毒传播的有力推手。
来自学习宗教与社区的共同计划项目(JLIF&LC)的Olivia Wilkinson分享了一些有事实依据的有关
当地宗教团体(LFCs)和宗教融合对人道主义援助所起作用的深层次见解。当地宗教团体不仅可以通过已经建立起来的社区网络联系来增强灾害风险抵抗能力,同时还能利用这种团体归属感来培养当地人们面对灾难的适应能力。
Wilkinson还说道,面对灾难时宗教精神层面的支持不应该被忽视,因为其是理解风险感知中的重要一环。和本地宗教团体打交道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某些观念,从而更有效地采取降低灾害风险的干预措施。
以菲律宾为例,对本地牧师进行有关灾害风险抵御准备的培训是提高抗灾能力的重要一步。在台风海燕袭击菲律宾之后很多本地牧师积极参与了当地社区有关降低灾害风险的紧急应变准备活动。培训反应了他们的思考与DRR技术知识,圣经学习以及启发相结合,以提供减少灾难风险的综合方法。
很多国际创价学会的成员都自愿参与到救灾活动当中,把国际创价学会中心以及其它社区中心改造为地震临时避难场所。这样的避难场所在灾民中颇受欢迎,灾民表示国际创价学会提供的帮助与救援对所有灾民一视同仁没有任何区别。
泰国常驻联合国代表Sasiwat Wongsinsawat评论说,仙台减灾框架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以信仰为基调组织的作用,但其强调了民间团体在防灾减灾中的关键角色。教堂,清真寺,佛教寺庙等可以算是最古老的社区机构,他们可以起到保护灾民生命安全以及减轻灾民痛苦的作用。
2004年印度洋海啸灾难过后,佛教寺庙里的僧侣和尼姑担当起了领导者的角色,他们把寺庙改造为临时避难所,播报和更新失踪人口的消息。他们还为灾民提供心理层面的支持与救助,例如加深灾民对生与死的理解。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过后,临近成田机场的一座泰国佛教寺庙为灾民提供了临时避难所,同时也成为了地震灾害时期救灾物资的储存和集散中心。(11.09.2016) INPS Japan/ IDN-InDepth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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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一场从人类尊严视角审视日本死刑制度的研讨会在东京四谷圣依纳爵教堂的约瑟夫大厅举行。
本次研讨会以“重新思考死刑:以人类尊严为视角”为主题,由“思考死刑问题的宗教领袖与学者协会”主办,并由“死亡与生命研究及社会共生研究所”协办。 |JAPANESE|ENGLISH|ARABIC|
研讨会得到八个组织的支持,分别是:耶稣会社会中心、现代世界宗教会议(CORMOS)、日本佛教联合会、国际宗教研究所、上智大学悲伤关怀研究所、世界和平宗教会议(WCRP)日本委员会、创价学会和平委员会,以及参与型佛教研究所。
与会者包括法律学者、记者、遇难者家属、前监狱工作人员、年轻参与者以及宗教人士。他们从各自不同的经历和视角出发,探讨日本的死刑制度。
宗教学者岛薗进强调,研讨会的目的并不是决定是否应该废除死刑,而是倾听与学习。
讨论的问题超越了惩罚本身:如何支持受害者、如何防止冤假错案和暴力,以及如何让相关机构对涉及生死的决定承担责任。
从国际范围来看,情况复杂而不一。国际特赦组织报告称,截至2025年底,已有145个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然而,2025年有记录的处决人数上升至至少2,707人,其中不包括中国、朝鲜和越南未经核实的数字。
日本法务省则以民意和严重犯罪为理由,为保留死刑辩护。但公众支持与依据人权原则对死刑进行正当化,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不可逆惩罚之前的保障措施
刑法学者井田良质疑,日本是否充分审视了现行制度的法律和宪法基础。他特别指出,被判死刑者可能在死囚牢房中度过数十年,却直到执行当天才被告知自己即将被处决。
他还区分了冤假错案与量刑错误:即使犯罪事实和有罪成立,也可能因为没有充分考虑减轻处罚的情节,而被判处死刑,而不是无期徒刑。
他同时表示,在他看来,绞刑属于日本宪法所禁止的残酷刑罚。
“立即废除死刑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他说。
他认为,加强保障措施、重新审视执行方式,以及暂时停止执行死刑,都是可能采取的步骤。井田认为,受害者要求惩罚本身不能成为判处死刑的理由,但同时承认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悲痛与愤怒。
对于死刑是否具有威慑作用,也需要保持同样谨慎的态度。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2012年的一项评估发现,其所审查的研究无法确定死刑究竟会增加、降低还是对杀人率没有影响。这并不意味着已经证明死刑没有任何影响。
尽管如此,井田仍呼吁认真对待公众的恐惧。改革应当着眼于有组织犯罪和再犯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用一种刑罚取代另一种刑罚。
执行死刑的人性代价
非虚构作家堀川惠子讲述了自己近二十年来对这一制度的调查。她的报道对“受害者家属拥有一致立场”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有些家属欢迎死刑判决;另一些人则希望罪犯活下来,并面对自己犯下的罪行。
她还回忆起曾采访一名前司法研究官员。该官员参与准备了最高法院有关“永山标准”的判决。“永山标准”规定了法院在死刑与无期徒刑之间作出选择时应考虑的因素。这名官员反对将这些因素机械地视为判处死刑的公式。
堀川的著作《教诲师》(《The Prison Chaplain》)讲述了一位陪伴死刑犯的佛教僧侣。她回忆起这位僧侣曾说:
“从来没有人因为一次处决而获得幸福。”
这只是他个人的观察,并不是对所有遇难者家属经历的评判。然而,这句话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刑罚的执行结束,并不意味着围绕一桩犯罪产生的痛苦也随之结束。
堀川呼吁暂停执行死刑,并公开审视受害者援助、监狱工作人员承受的心理压力、相关成本,以及绞刑本身的问题。
一位失去亲人的姐姐尚未得到的答案
伸子(Nobuko)的弟弟是一家精神科诊所的负责人。2021年,他在大阪北新地地区的一起纵火袭击事件中遇难。此后,她开始与在押囚犯以及刑满释放人员见面,以了解矫正与重新融入社会的过程,并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我希望防止再次犯罪,也不希望再有人经历这样的悲痛。”她说。
她拒绝被归入支持或反对死刑的任何一方。有些遇难者家属希望执行死刑;另一些人希望罪犯活着并面对自己的罪行;还有一些人甚至无法承受再次思考这起案件。
“我认为,每一种选择都是那个人所承受的悲痛的一种表达。”她说。
伸子承认,罪犯同样拥有基本人权。“承认罪犯的人权,并不等于否定受害者的人权。”
但那些被杀害的人所失去的权利,以及留在世上的家属的需要,又由谁来回应?对受害者的支持不应取决于其家属是否支持死刑。
联合国1985年关于犯罪受害者司法待遇的宣言涵盖了获得司法救济、公平待遇、赔偿、补偿和援助等权利。惩罚本身并不是完整的回应。
伸子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社会能够防止人们成为最终面临死刑的犯罪者?”
她与囚犯的交谈让她了解到一些关于虐待和孤立的经历。理解这些经历并不意味着为犯罪开脱。但暴力发生之后再进行惩罚,并不能替代对一个更早的问题进行审视:如果当时提供了更好的支持,这场暴力是否本来可以被预防?
她已经开始为父母们创造分享自身经历的机会。这是她个人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其他遇难者家属也应承担同样的责任。预防犯罪还需要制度性力量,而不能仅仅依赖个人的善意。
“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死刑。”她说。她表示,自己决心继续思考生命、罪责与苦难的问题。
正义必须允许纠错
前监狱工作人员坂本敏夫认为,对死刑犯与外界接触的限制,使社会很难看到他们自身发生的变化。
他还回忆起自己与袴田岩夫长期相识的经历。袴田岩夫曾在死刑判决下度过数十年,最终于2024年在重审中被宣判无罪。这起案件引发了人们对审讯方式、证据披露以及及时纠错机制的质疑。
人们对司法的信任,不仅取决于司法机关作出裁决的权威,也取决于其能否在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之前承认错误并加以纠正。
他同时对日益延长的无期徒刑提出质疑。日本法律规定,无期徒刑犯可以获得假释;真正的问题在于,在实际操作中,如何评估公共安全、受害者的关切以及罪犯是否已经表现出重新融入社会的可能性。
对于冲绳的研究生崎浜空音而言,在法国留学的经历首先使她开始质疑自己原先的观念——即死刑就是对受害者的正义。之后的国际交流又使她直接接触到那些受到错误死刑判决影响的人。
她引用冲绳的一句表达“Nuchi du takara”(命是最大的财富),将自己反对死刑的立场与反对战争联系起来。她强调,应当为年轻人创造讨论困难议题的空间,而不要求他们必须事先形成明确、固定的观点。
从对话走向问责
堀川欢迎研讨会中出现的新声音,以及与会者突破固有立场的意愿。岛薗则希望这样的对话能够继续下去。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6并没有明确要求废除死刑。但它呼吁减少暴力、保护儿童、确保平等获得司法救济、建立负责任的制度以及推动包容性的决策。
这为实际行动提供了一个框架:受害者是否能够获得持续性的支持?对存在疑点的定罪是否能够得到有效复查?监狱工作人员所承受的负担是否得到承认?预防措施是否真正减少了伤害?公民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以便判断这一制度是否合理?
即使人们在是否废除死刑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也不应妨碍对这些问题进行审视。
人能否改变?赎罪意味着什么?社会应当如何支持受害者并预防暴力?国家究竟应该拥有多大的生杀予夺之权?一场围绕这些问题的新对话,在东京的一座教堂里拉开了序幕。
本文由 INPS Japan 与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UN ECOSOC)享有咨商地位的 创价学会国际(Soka Gakkai...
ما وراء عقوبة الإعدام: الكرامة الإنسانية والعدالة في اليابان
بقلم: كاتسوهيرو أساغير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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