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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死刑之争:日本的人类尊严与正义
【东京INPS Japan=浅霧勝浩 】
9月5日,一场从人类尊严视角审视日本死刑制度的研讨会在东京四谷圣依纳爵教堂的约瑟夫大厅举行。
本次研讨会以“重新思考死刑:以人类尊严为视角”为主题,由“思考死刑问题的宗教领袖与学者协会”主办,并由“死亡与生命研究及社会共生研究所”协办。 |JAPANESE|ENGLISH|ARABIC|
研讨会得到八个组织的支持,分别是:耶稣会社会中心、现代世界宗教会议(CORMOS)、日本佛教联合会、国际宗教研究所、上智大学悲伤关怀研究所、世界和平宗教会议(WCRP)日本委员会、创价学会和平委员会,以及参与型佛教研究所。
与会者包括法律学者、记者、遇难者家属、前监狱工作人员、年轻参与者以及宗教人士。他们从各自不同的经历和视角出发,探讨日本的死刑制度。
宗教学者岛薗进强调,研讨会的目的并不是决定是否应该废除死刑,而是倾听与学习。
讨论的问题超越了惩罚本身:如何支持受害者、如何防止冤假错案和暴力,以及如何让相关机构对涉及生死的决定承担责任。
从国际范围来看,情况复杂而不一。国际特赦组织报告称,截至2025年底,已有145个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然而,2025年有记录的处决人数上升至至少2,707人,其中不包括中国、朝鲜和越南未经核实的数字。
日本法务省则以民意和严重犯罪为理由,为保留死刑辩护。但公众支持与依据人权原则对死刑进行正当化,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不可逆惩罚之前的保障措施
刑法学者井田良质疑,日本是否充分审视了现行制度的法律和宪法基础。他特别指出,被判死刑者可能在死囚牢房中度过数十年,却直到执行当天才被告知自己即将被处决。
他还区分了冤假错案与量刑错误:即使犯罪事实和有罪成立,也可能因为没有充分考虑减轻处罚的情节,而被判处死刑,而不是无期徒刑。
他同时表示,在他看来,绞刑属于日本宪法所禁止的残酷刑罚。
“立即废除死刑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他说。
他认为,加强保障措施、重新审视执行方式,以及暂时停止执行死刑,都是可能采取的步骤。井田认为,受害者要求惩罚本身不能成为判处死刑的理由,但同时承认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悲痛与愤怒。
对于死刑是否具有威慑作用,也需要保持同样谨慎的态度。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2012年的一项评估发现,其所审查的研究无法确定死刑究竟会增加、降低还是对杀人率没有影响。这并不意味着已经证明死刑没有任何影响。
尽管如此,井田仍呼吁认真对待公众的恐惧。改革应当着眼于有组织犯罪和再犯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用一种刑罚取代另一种刑罚。
执行死刑的人性代价
非虚构作家堀川惠子讲述了自己近二十年来对这一制度的调查。她的报道对“受害者家属拥有一致立场”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有些家属欢迎死刑判决;另一些人则希望罪犯活下来,并面对自己犯下的罪行。
她还回忆起曾采访一名前司法研究官员。该官员参与准备了最高法院有关“永山标准”的判决。“永山标准”规定了法院在死刑与无期徒刑之间作出选择时应考虑的因素。这名官员反对将这些因素机械地视为判处死刑的公式。
堀川的著作《教诲师》(《The Prison Chaplain》)讲述了一位陪伴死刑犯的佛教僧侣。她回忆起这位僧侣曾说:
“从来没有人因为一次处决而获得幸福。”
这只是他个人的观察,并不是对所有遇难者家属经历的评判。然而,这句话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刑罚的执行结束,并不意味着围绕一桩犯罪产生的痛苦也随之结束。
堀川呼吁暂停执行死刑,并公开审视受害者援助、监狱工作人员承受的心理压力、相关成本,以及绞刑本身的问题。
一位失去亲人的姐姐尚未得到的答案
伸子(Nobuko)的弟弟是一家精神科诊所的负责人。2021年,他在大阪北新地地区的一起纵火袭击事件中遇难。此后,她开始与在押囚犯以及刑满释放人员见面,以了解矫正与重新融入社会的过程,并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我希望防止再次犯罪,也不希望再有人经历这样的悲痛。”她说。
她拒绝被归入支持或反对死刑的任何一方。有些遇难者家属希望执行死刑;另一些人希望罪犯活着并面对自己的罪行;还有一些人甚至无法承受再次思考这起案件。
“我认为,每一种选择都是那个人所承受的悲痛的一种表达。”她说。
伸子承认,罪犯同样拥有基本人权。“承认罪犯的人权,并不等于否定受害者的人权。”
但那些被杀害的人所失去的权利,以及留在世上的家属的需要,又由谁来回应?对受害者的支持不应取决于其家属是否支持死刑。
联合国1985年关于犯罪受害者司法待遇的宣言涵盖了获得司法救济、公平待遇、赔偿、补偿和援助等权利。惩罚本身并不是完整的回应。
伸子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社会能够防止人们成为最终面临死刑的犯罪者?”
她与囚犯的交谈让她了解到一些关于虐待和孤立的经历。理解这些经历并不意味着为犯罪开脱。但暴力发生之后再进行惩罚,并不能替代对一个更早的问题进行审视:如果当时提供了更好的支持,这场暴力是否本来可以被预防?
她已经开始为父母们创造分享自身经历的机会。这是她个人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其他遇难者家属也应承担同样的责任。预防犯罪还需要制度性力量,而不能仅仅依赖个人的善意。
“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死刑。”她说。她表示,自己决心继续思考生命、罪责与苦难的问题。
正义必须允许纠错
前监狱工作人员坂本敏夫认为,对死刑犯与外界接触的限制,使社会很难看到他们自身发生的变化。
他还回忆起自己与袴田岩夫长期相识的经历。袴田岩夫曾在死刑判决下度过数十年,最终于2024年在重审中被宣判无罪。这起案件引发了人们对审讯方式、证据披露以及及时纠错机制的质疑。
人们对司法的信任,不仅取决于司法机关作出裁决的权威,也取决于其能否在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之前承认错误并加以纠正。
他同时对日益延长的无期徒刑提出质疑。日本法律规定,无期徒刑犯可以获得假释;真正的问题在于,在实际操作中,如何评估公共安全、受害者的关切以及罪犯是否已经表现出重新融入社会的可能性。
对于冲绳的研究生崎浜空音而言,在法国留学的经历首先使她开始质疑自己原先的观念——即死刑就是对受害者的正义。之后的国际交流又使她直接接触到那些受到错误死刑判决影响的人。
她引用冲绳的一句表达“Nuchi du takara”(命是最大的财富),将自己反对死刑的立场与反对战争联系起来。她强调,应当为年轻人创造讨论困难议题的空间,而不要求他们必须事先形成明确、固定的观点。
从对话走向问责
堀川欢迎研讨会中出现的新声音,以及与会者突破固有立场的意愿。岛薗则希望这样的对话能够继续下去。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6并没有明确要求废除死刑。但它呼吁减少暴力、保护儿童、确保平等获得司法救济、建立负责任的制度以及推动包容性的决策。
这为实际行动提供了一个框架:受害者是否能够获得持续性的支持?对存在疑点的定罪是否能够得到有效复查?监狱工作人员所承受的负担是否得到承认?预防措施是否真正减少了伤害?公民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以便判断这一制度是否合理?
即使人们在是否废除死刑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也不应妨碍对这些问题进行审视。
人能否改变?赎罪意味着什么?社会应当如何支持受害者并预防暴力?国家究竟应该拥有多大的生杀予夺之权?一场围绕这些问题的新对话,在东京的一座教堂里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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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讨会以“重新思考死刑:以人类尊严为视角”为主题,由“思考死刑问题的宗教领袖与学者协会”主办,并由“死亡与生命研究及社会共生研究所”协办。 |JAPANESE|ENGLISH|ARABIC|
研讨会得到八个组织的支持,分别是:耶稣会社会中心、现代世界宗教会议(CORMOS)、日本佛教联合会、国际宗教研究所、上智大学悲伤关怀研究所、世界和平宗教会议(WCRP)日本委员会、创价学会和平委员会,以及参与型佛教研究所。
与会者包括法律学者、记者、遇难者家属、前监狱工作人员、年轻参与者以及宗教人士。他们从各自不同的经历和视角出发,探讨日本的死刑制度。
宗教学者岛薗进强调,研讨会的目的并不是决定是否应该废除死刑,而是倾听与学习。
讨论的问题超越了惩罚本身:如何支持受害者、如何防止冤假错案和暴力,以及如何让相关机构对涉及生死的决定承担责任。
从国际范围来看,情况复杂而不一。国际特赦组织报告称,截至2025年底,已有145个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然而,2025年有记录的处决人数上升至至少2,707人,其中不包括中国、朝鲜和越南未经核实的数字。
日本法务省则以民意和严重犯罪为理由,为保留死刑辩护。但公众支持与依据人权原则对死刑进行正当化,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不可逆惩罚之前的保障措施
刑法学者井田良质疑,日本是否充分审视了现行制度的法律和宪法基础。他特别指出,被判死刑者可能在死囚牢房中度过数十年,却直到执行当天才被告知自己即将被处决。
他还区分了冤假错案与量刑错误:即使犯罪事实和有罪成立,也可能因为没有充分考虑减轻处罚的情节,而被判处死刑,而不是无期徒刑。
他同时表示,在他看来,绞刑属于日本宪法所禁止的残酷刑罚。
“立即废除死刑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他说。
他认为,加强保障措施、重新审视执行方式,以及暂时停止执行死刑,都是可能采取的步骤。井田认为,受害者要求惩罚本身不能成为判处死刑的理由,但同时承认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悲痛与愤怒。
对于死刑是否具有威慑作用,也需要保持同样谨慎的态度。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2012年的一项评估发现,其所审查的研究无法确定死刑究竟会增加、降低还是对杀人率没有影响。这并不意味着已经证明死刑没有任何影响。
尽管如此,井田仍呼吁认真对待公众的恐惧。改革应当着眼于有组织犯罪和再犯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用一种刑罚取代另一种刑罚。
执行死刑的人性代价
非虚构作家堀川惠子讲述了自己近二十年来对这一制度的调查。她的报道对“受害者家属拥有一致立场”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有些家属欢迎死刑判决;另一些人则希望罪犯活下来,并面对自己犯下的罪行。
她还回忆起曾采访一名前司法研究官员。该官员参与准备了最高法院有关“永山标准”的判决。“永山标准”规定了法院在死刑与无期徒刑之间作出选择时应考虑的因素。这名官员反对将这些因素机械地视为判处死刑的公式。
堀川的著作《教诲师》(《The Prison Chaplain》)讲述了一位陪伴死刑犯的佛教僧侣。她回忆起这位僧侣曾说:
“从来没有人因为一次处决而获得幸福。”
这只是他个人的观察,并不是对所有遇难者家属经历的评判。然而,这句话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刑罚的执行结束,并不意味着围绕一桩犯罪产生的痛苦也随之结束。
堀川呼吁暂停执行死刑,并公开审视受害者援助、监狱工作人员承受的心理压力、相关成本,以及绞刑本身的问题。
一位失去亲人的姐姐尚未得到的答案
伸子(Nobuko)的弟弟是一家精神科诊所的负责人。2021年,他在大阪北新地地区的一起纵火袭击事件中遇难。此后,她开始与在押囚犯以及刑满释放人员见面,以了解矫正与重新融入社会的过程,并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我希望防止再次犯罪,也不希望再有人经历这样的悲痛。”她说。
她拒绝被归入支持或反对死刑的任何一方。有些遇难者家属希望执行死刑;另一些人希望罪犯活着并面对自己的罪行;还有一些人甚至无法承受再次思考这起案件。
“我认为,每一种选择都是那个人所承受的悲痛的一种表达。”她说。
伸子承认,罪犯同样拥有基本人权。“承认罪犯的人权,并不等于否定受害者的人权。”
但那些被杀害的人所失去的权利,以及留在世上的家属的需要,又由谁来回应?对受害者的支持不应取决于其家属是否支持死刑。
联合国1985年关于犯罪受害者司法待遇的宣言涵盖了获得司法救济、公平待遇、赔偿、补偿和援助等权利。惩罚本身并不是完整的回应。
伸子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社会能够防止人们成为最终面临死刑的犯罪者?”
她与囚犯的交谈让她了解到一些关于虐待和孤立的经历。理解这些经历并不意味着为犯罪开脱。但暴力发生之后再进行惩罚,并不能替代对一个更早的问题进行审视:如果当时提供了更好的支持,这场暴力是否本来可以被预防?
她已经开始为父母们创造分享自身经历的机会。这是她个人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其他遇难者家属也应承担同样的责任。预防犯罪还需要制度性力量,而不能仅仅依赖个人的善意。
“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死刑。”她说。她表示,自己决心继续思考生命、罪责与苦难的问题。
正义必须允许纠错
前监狱工作人员坂本敏夫认为,对死刑犯与外界接触的限制,使社会很难看到他们自身发生的变化。
他还回忆起自己与袴田岩夫长期相识的经历。袴田岩夫曾在死刑判决下度过数十年,最终于2024年在重审中被宣判无罪。这起案件引发了人们对审讯方式、证据披露以及及时纠错机制的质疑。
人们对司法的信任,不仅取决于司法机关作出裁决的权威,也取决于其能否在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之前承认错误并加以纠正。
他同时对日益延长的无期徒刑提出质疑。日本法律规定,无期徒刑犯可以获得假释;真正的问题在于,在实际操作中,如何评估公共安全、受害者的关切以及罪犯是否已经表现出重新融入社会的可能性。
对于冲绳的研究生崎浜空音而言,在法国留学的经历首先使她开始质疑自己原先的观念——即死刑就是对受害者的正义。之后的国际交流又使她直接接触到那些受到错误死刑判决影响的人。
她引用冲绳的一句表达“Nuchi du takara”(命是最大的财富),将自己反对死刑的立场与反对战争联系起来。她强调,应当为年轻人创造讨论困难议题的空间,而不要求他们必须事先形成明确、固定的观点。
从对话走向问责
堀川欢迎研讨会中出现的新声音,以及与会者突破固有立场的意愿。岛薗则希望这样的对话能够继续下去。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6并没有明确要求废除死刑。但它呼吁减少暴力、保护儿童、确保平等获得司法救济、建立负责任的制度以及推动包容性的决策。
这为实际行动提供了一个框架:受害者是否能够获得持续性的支持?对存在疑点的定罪是否能够得到有效复查?监狱工作人员所承受的负担是否得到承认?预防措施是否真正减少了伤害?公民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以便判断这一制度是否合理?
即使人们在是否废除死刑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也不应妨碍对这些问题进行审视。
人能否改变?赎罪意味着什么?社会应当如何支持受害者并预防暴力?国家究竟应该拥有多大的生杀予夺之权?一场围绕这些问题的新对话,在东京的一座教堂里拉开了序幕。
本文由 INPS Japan 与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UN ECOSOC)享有咨商地位的 创价学会国际(Soka Gak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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