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来自：Jayasri Priyalal*
新加坡（IDN）– 他们正在与一个无形的敌人作战。许多国家在应对COVID-19大流行病时，把这种局势理解为一场战争。前线英雄在战场场景中出现。
这些英雄来自不同的行业，医疗保健工作者是基本的力量，其他人包括保安、运输、邮政物流、金融服务提供商、零售业员工等。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无名英雄在医院、太平间、墓地工作，健康和卫生服务提供者提供了宝贵的必需服务，使社区保持团结。
他们在履行职责时所承担的巨大风险往往被低估了，例如他们的健康以及其家人所面临的健康和安全风险。不幸的是，所有这些提供必需服务的无名英雄均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缺乏其他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
截至今天，各地区感染人数超过4470万，死亡人数接近117万，情况不受控制。对于类似的情况，人们期望有影响力的领导人能夠采取行动掌控问题。相反地，在许多国家，似乎控制着局面的是COVID-19大流行病。
美国退伍军人George S. Patton将军谈及他处理困难情况的战场经验时说，要为未知做好准备，研究其他人过去如何应对不可预见和不可预测的事情。在目前所见，许多政治领袖在处理此问题时，对已知的未知数和未知的未知数感到困惑，并且乐于为了自己的方便而无视科学和医学建议。在许多国家，领导层展示了不负责任的态度，除了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外，没有任何管理局势或克服危机的线索或战略计划。
1918年，一场类似的全球大流行病席卷了全世界。西班牙流感（又名1918年流感大流行）是由甲型H1N1流感病毒引起，是一场异常致命的流感大流行。公平地说，这种流感并非起源于西班牙。接近5亿人被感染，约占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该流感在各地区蔓延，时维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超级大国正在为其帝国统治而战斗。当时，科学尚未足夠先进，无法分离出各种病原体，无论是细菌还是病毒。
就算在那个时候，也有阴谋论说流感起源于中国。事实上，与其他地区相比，在中国的流感大流行传播和死亡人数很少。由于可以接触到的中国各地记录有限，一些人认为这些数字并不准确。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或许是传统中医学（TCM）及其本土疗法被用于对抗疾病的传播。
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的COVID-19病毒受控后，西医们赞扬了中医在协助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因此，為了了解中医学在抑制流感大流行方面的影响（如果有的话）及其相关性，研究中医学在中国的演变是有用的。中医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中医一直使用传统的中药材汤剂治疗病人，保存记录以仔细观察症状和证候，这些记录代代相传。
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13世纪到访中国，据其记载，在元朝皇帝用膳时，侍奉的仆人要戴上丝巾遮住口鼻。中国医学家伍连德发明了一种用双层棉纱制成的口罩，称为“伍氏口罩”，以应对清末（1644-1911）东北地区的一场鼠疫。各国的专家高度推崇这种口罩，因为其易于生产、成本低廉、材料容易获得，并且实用。
尽管我们中的许多人仍在努力了解COVID-19病毒的起源，有一点肯定的是，根据历史记载，我们现在使用的口罩是源自中国。因此，很明显，怀疑中国诚信的人会难以认同以戴口罩盖住口鼻来保护自己的健康，即使他们的口罩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生产。
笔者对中医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在中医病因学中，有八个用于鉴别疾病和病源的范畴和原理。中医对症状和证候进行临床检查，以诊断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失衡。因此，过去的中医并没有像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那样去鉴别细菌或病毒等病原体。在中医临床检查中，像COVID-19这样的流感大流行被认为是由外源性病原体引起的。
这些外源性病原体通过皮肤、鼻子和口腔进入人体。肝开窍（孔洞）于鼻，脾开窍于口，心开窍于舌。这个简要说明显示，用口罩来预防外风病原体传播疾病，是與中医学原理相符的。因此，一个人如果已感染，戴口罩可以防止病原体的传播，如果没有感染，戴口罩则可以保护自己免被社区的其他人传染。
在大多数东亚文化（日本、台湾）中，戴口罩是非常普遍的，这是负责任公民的价值观，受到尊重。
中医治疗病人的方法，与阿育吠陀和Helawedakam（斯里兰卡本土医学）有许多相似之处。对于风邪外袭，治疗方法的重点是增强免疫系统以及驱除体内的病原体。
许多芳香草药通常具有祛邪、益气（气是中医独有术语，意思是某种形式的内部能量）血的作用。
斯里兰卡医学使用的草药和中药汤剂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特性可能有所不同。除了这些原理外，中医病因学还运用情绪因素和气候条件来识别引起各种疾病的模式。
随着COVID-19流感大流行的到来，有大量的社交媒体材料在流传，强调提高免疫力和情绪健康的重要性，这也是支持上述观点的。它们都是相关的，但最重要的是要保持社交距离，并戴上口罩以控制病毒。
有关流感大流行控制方法和中医学原理的历史事实，说明了在中国以外，导致管理COVID-19危机的领导不力的问题。中国的权威管治方式和习近平主席封锁省市的坚定决策展示的领导力，阻止了病毒的传播，使局势得到控制。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化因素和观念使公民服从命令和保持纪律。
为了阐明这一点，让我再次引用George S. Patton将军的话：“永远不要指示别人如何做事。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他们的才智会让你惊讶。” 我认为这在中国以相同的精神发挥了作用，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却没有这样。
在COVID-19大流行病危机管理表现最差的国家，民众并没有像中国那样得到一个明确的信息：该做什么。混杂的优先事项和不明确的信息使公众感到困惑。在许多民主国家，现任领导人是通过在选举过程中利用民族主义情绪，乘着人气浪潮而当选的。他们善于管理错误信息以取得选举成功。他们没有明确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也没有准备好向那些过去成功地应对不可预见和不可预测事情的人学习。而且，他们敢于忽视科学和专业的医疗建议。COVID-19就是这样测试了许多政治家的领导能力。
至少从现在开始，正在设法克服困难的领导人需要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在过去已经证明在处理类似情况方面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中找问题。本文列举了一些历史事实、问题和替代选项，以便读者游说和影响其可怜的领袖，使他们可找到正确的道路。 [IDN-InDepthNews – 2020年11月22日]
* *本文作者是全球工会联盟（UNI Global Union）亚太组织 – 新加坡负责金融部门的区域总监。
图片来源：IDNFINANCIALS